故事的主角，叫李善德。一听这名字，就觉得是个本分人，带着点迂腐的善良，像块久置不用的砚台，质地是好的，只是落满了灰。他是个小人物，平日在长安城里做着九品芝麻官，拨拉着算盘，以为这就是一生一世了。忽然天上掉下来一桩事，或者说，一口锅——要在贵妃生辰前，把鲜荔枝从岭南送到长安。
这便是第一个悲哀，也是当今职场的第一重魔咒：“不可能的任务，和必须服从的你。”
圣上和贵妃，是云端的老板，兴之所至，一个念头，便是底下人的一场浩劫。他们不懂什么物理，不懂什么时辰，他们只要结果。这便是所谓的顶层设计，浪漫，宏大，不负责任。李善德呢，就是那个苦命的项目经理，接到一个荒谬的KPI，预算没有，资源没有，经验没有，有的只是一道死命令和一个Deadline。
他一开始，也想循规蹈矩，按流程办事。他去求各部衙门，以为白纸黑字的“文牍”便是通行令。可他忘了，世界从来不是一个精密的仪器，而是一个草台班子。那些衙门，那些同僚，便是今日职场里的各个“部门墙”。人人笑脸相迎，嘴上说着“好的”“收到”，一转身，便是“与我无关”。皮球踢来，文书推去，所谓的“跨部门协作”，自古以来就是一滩烂泥。办事，办的不是事，是人情，是关系，是看不见的账本。
李善德的可贵，也是他的可悲，在于他骨子里的那点酸劲，那点算科小吏的一根筋。他竟然真的拿出算盘，去计算里程、时日、人力、物耗。他想用逻辑和理性，去解决一个非理性的问题。这像什么呢？像一个程序员试图用代码去修复一个由人性组成的系统。徒劳，且天真得可爱。
你看他一路南下，勘察路线，改良保鲜之法，联络各路人马。为了一个看似光鲜的目标，赌上身家性命。他遇到的那些人——狡猾的商人，仗义的胡人（电影改成了白客演的富二代，不失为一个好改。），冷漠的官僚，朴实的果农——构成了一幅社会的浮世绘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，为一点利益，为一点自保，蝇营狗苟。没有绝对的好人，也没有绝对的坏人，只有被庞大系统裹挟着，身不由己的凡人。
这便是第二重悲哀，职场与社会的通病：“流程的僵化，与人性的内耗。”
整个运送荔枝的过程，是一场精妙的解决方案。明面上有朝廷的律法，暗地里有江湖的规矩。李善德最后能成事，靠的不是那一纸敕令，而是靠着散尽家财换来的润滑，靠着以心换心的情义，靠着一次次妥协和走钢丝。他成功了，但他也脏了。他从一个干净的算术题，变成了一本算不清的烂账。
那个叫流程的东西，平日里冠冕堂皇，关键时刻，最是无用。右相轻蔑一笑，说流程那种东西，是弱者才需要遵循的规矩。真正驱动这架古老马车的，是贪婪、是恐惧、是情面、是偶尔闪现的一点良心。长安城，就是今日的摩天楼。格子间里的奔波，与驿道上的扬尘，有何分别？我们都在为一个虚妄的目标狂奔，美其名曰事业，回头看，不过是帮贵妃递了一颗荔枝。老板的灵光一闪，下面人的万劫不复。
马伯庸聪明，他没有停在逆袭的爽文套路上。荔枝送到，贵妃笑了，圣上满意了，李善德的项目成功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胜利结算界面了。他的功劳，成了别人的功劳；他的苦劳，成了日后被清算的由头。他燃尽自己，照亮了一个盛世的奢靡，最终，自己却被那光芒的阴影所吞噬。
这才是最深的一层悲哀，最冷的社会现实：“系统的无情，与个体的幻灭。”
你以为你在创造价值，其实你只是在填充数据。你以为你的996能换来福报，其实你只是一枚燃料。当这颗荔枝被送达，当这个项目被标记为“完成”，你对于这个系统的意义，也就结束了。右相说，明年荔枝使，还是你来。已经是莫大恩赐。系统需要的是下一个李善德，去送下一颗荔枝。它不在乎你的牺牲，甚至会嫌你这枚用过的棋子，碍手碍脚。
文学的好，就在于这一点悲悯。它不给你答案，只是把这过程给你看。看完，一声叹息。叹息完了，日子，还得过下去。只是心里，或许会比从前，多一点冷，也多一点清明。如此，便够了。